政府岂能如此“媚商”
为了招商引资,河南沁阳可谓“高招”迭出,他们给外来投资者抛出了诱人的条件:“依法注册、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(委托人),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”,即可享受“超国民待遇”,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、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(重大交通事故除外)、子女入学自由择校、医院看病半价支付、风景区免收门票、配偶免费参观市政府组织的大型文体活动等。
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“媚商”行为。近几年来,各地在“筑巢引凤”的口号下,招商引资呈现恶意竞争态势,在地价、厂房租售价格、税收等方面,一些地方都突破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底线。现在,当这些“优惠”显得“捉襟见肘”时,个别地方就开始让与特权。这些“特权”,显然是对社会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践踏。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相“媚商”,使得一些外资企业为追逐“政策租”、“特权租”而奔走于全国各地,并最终使各方利益以至国家公信“一损俱损”。
记得不久前的一次《劳动合同法》草案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,有外资企业代表就这样说,“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,我们将撤资。”外资企业的这种嚣张行径,何尝不是被地方政府惯出来的。地方政府的种种“媚商”之举,让许多企业躺在优惠政策中“乐不思蜀”。由于优惠政策是个软约束,一旦碰上问题,许多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,而不是改善企业的自身问题。
政府以“超国民待遇”来“媚商”,与其说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,不如说是拜长期以来“行政推动”招商引资所赐。以行政手段来获得外来投资,给予企业额外的“投资特权”,这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,但也可能扭曲了市场规则和价格信号。政府政策支持应该是“有限”的,没有原则的“媚商”,不仅成本无限,后患更是无穷。
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指出,政府的进入仅限于私人不愿进入、无力进入和私人进入会造成不良后果时,不仅如此,政府的进入和活动应以法律为依据,以收益补偿成本为限,而不应以盈利为目的。“有限性”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合法基础,也是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。只有“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”出现时,才会有一个“好的现代市场经济”。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,它最大的作用应该是改善投资环境,政府决不能利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向投资者没有原则地“献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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